nbsp;　　在老卞看来，手术费是最能体现外科医生价值的指标之一，但现在的手术费仍保持上世纪90年代的价格。倒是手术中使用的医疗器械的价格在不断上涨。“看病贵到底贵在哪里？贵在医疗器械、药品，而不是贵在人力成本。现在的手术收费并不能体现出一个医生的价值。”老卞说。 　　但在当前紧张的医患关系中，医生承受的压力用金钱无法估量。

 　　一旦病人出现了术后并发症，有的病人家属就会来吵闹。医院为了息事宁人，只好赔钱给病人，而这些费用往往就得医生自己掏腰包。“术后并发症是正常的，在国外一些国家由医疗保险来处理，而我们这里不得不由医生自己来承担。”老卞说出了医生的无奈。

 　　门诊时，老卞还看到，有的病人很不讲理。一次他遇到一个年轻的女病人，拿着她父亲的医保卡来开妇科药品，被老卞拒绝，这位病人就当场大吵大闹起来。

 　　在《白领日志》里，一位男主角因为维护医院秩序而与一位病人发生冲突，心理上留下了阴影，导致最后他放弃进入医生这一行。“当然，我认为绝大多数的病人都能理解和支持医生的工作。但一些不讲理的病人的确出现在我们的病房里。”

 　　七年寒窗苦读，很少回家，很少出去玩，很少交女朋友，这就是大多数医学专业学生的生活。“读了硕士博士出来，每天不仅忙碌劳累，还承担着巨大的精神压力，一个月收入也不过四五千元，在上海供一套房子都困难。所以我一些同学宁可辞职去打一份轻松得多又挣得不少的工作。”

 　　老卞认为，医生中确实有一些是害群之马，给这个行业抹了黑。但让他最担心的是：“如果有良知的医生受负面舆论影响，得不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那这个职业的未来在哪里？”

 　　“如果对这个职业没有事业感，我就不会在这么忙的情况下还去拍片子，而是早就离开了医院。”现在老卞最渴望的是，如果一个普通的老百姓看完这部DV后，能更多地理解医生，那他所有的付出和努力就得到了回报。

 　　“我相信，大多数报考医科的学生都把治病救人当作了自己崇高的理想。当病人康复出院时，那是我们感觉最好，心里最满足的时候。”

 　　虽然这部DV片对改善当前的医患关系不可能起到根本上的作用，但卞正乾只希望它能成为一座桥梁，一座医患之间沟通的桥梁，让医患双方能更多一点理解和配合。

 　　他所说的回扣内幕吸引了各大媒体的关注

　　当这位年轻医生以拍摄DV的方式渴望社会舆论能够多一些对医生理解时，赵国雄则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花在帮助病人降低医疗费用的维权行动中。他的经历和思考，则为我们带来了观察医患之痛的另一种眼光。

 　　上周日上午，虹桥路的一家餐厅里，赵国雄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赵国雄在医药销售的行业中浸淫20多年，深知其中的潜规则。从上世纪90年代医疗体制改革实施后，医院转向了以自负盈亏为主的经营模式，“医界”和“药界”利益唇齿相依。赵国雄说，当时，医药销售代表，不需要太多专业的医学知识，只要能想方设法卖出药品。当年，他也采用过各种营销的方法。在辞职前，他从事的就是高回扣的骨科器械销售。

 　　2005年，赵国雄从销售队伍中退出。在新西兰安顿好妻儿老小后，赵国雄只身返回上海。他说，做这行赚了点钱，但一直有种沮丧感。这么多年很想说些什么。于是他联系到一家媒体，开始揭露关节手术中主刀医生惊人的回扣现象。

 　　一石激起千层浪，他所说的回扣内幕吸引了各大媒体的关注。接着，他创办了自己的网站，为患者提供各种骨科医疗器械和抗生素的价格，以及各类骨科手术的维权案例。

 　　他自称是介于医者与患者之间的“第三方力量”

　　“按照业内标准，给每个主刀医生的回扣一般都在20％－30％。一般进口人工关节的回扣在5000元到9000元之间，而国产的在2000元到4500元之间。由于两者价格悬殊，医生大多喜欢使用进口产品。”赵国雄告诉记者。

 　　“是不是进口的关节要比国产的效果好？”记者问道。

 　　“一般来说会比国产的好。但由于利益的驱使，在治疗过程中存在着过度医疗。本来不必使用那么昂贵的材料也能达到同样效果，但医生却为了拿回扣而让患者使用。甚至有时根本不必使用植入的材料，却仍然使用了，病情因此不见好转反而加重。”赵国雄这样回答。

 　　赵国雄帮助维权的一位刘先生曾因车祸骨折住院。诊断出来后，医院要老刘交3万多元钱换关节。

 　　“我让他不要马上掏钱，而是建议他再到另一家医院诊断一次。两家医院给出的治疗方案一样，但后面一家认为使用国产关节就可以了。进口关节要3万元，而国产的只要7千多元。两种材料都可以选择，但第一家医院的医生却没有给老刘任何提醒。”赵国雄立刻提出了质疑，老刘改用国产材料，最后只花费了7千多元。

 　　刚开始，这样的案例都是赵国雄自己去找来的。他自称是介于医者和患者之间的“第三方力量”。

 　　“我在一些医院门口走访病人，自己还印刷了宣传资料分发给他们。当时一些病人连看也没看就撕掉，有的则干脆交给了护士或医生，接着保安就来找我。”在一次交涉过程中，赵国雄的肋骨曾经被不明身份者打折。

 　　不过，现在已经有一些病人主动上门来找他帮忙看一看账单。

 　　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机动车交强险规定医疗费用限额8000元，超过的费用要由驾驶员来承担。赵国雄发现，在交通事故的医疗中，自己作为第三方介入的经验可以发挥作用。

 　　于是，赵国雄接受了巴士出租车公司长宁分公司的聘任，在伤员治疗过程中积极介入，帮助出租车公司大大降低了赔付成本。

 　　马路上站一个警察，并不意味着每一个人都会违章。但是有了警察，违章的几率就会下降

　　虽然这家出租车公司每个月给赵国雄2000元的酬劳并不能等价于他的付出，但赵国雄似乎并不在乎钱。他现在提供的“医疗第三方”服务，也几乎不收费。

 　　“只要有益于人民的事情，就不怕没有前景。”赵国雄说。

 　　“你怎么看当前的医患关系？”记者问。

 　　“现在大多数医生的付出与回报是不成比例。但从事了这个职业，就不该报怨。我认为，凭当前大城市里的医院所掌握的医疗资源，医生们应该服务得更好，但他们中的一些人做得并不够。现在病人对医生和医院的评价，医院对患者的服务水平，都不大会影响到医院的总体生存状态，这不利于医患关系的改善。”

 　　在庞大复杂的医学和医疗体系面前，病人又该如何维护自身权利？

　　“关键问题还是信息不对称。在医疗过程中，中间没有一个监督医生行为的第三方机构，所以让少数医德不良的医生有了可乘之机。”

 　　赵国雄认为，目前在监督体系缺失的情况下，老百姓能维权的手段是：第一，请一个医疗第三方介入医疗过程。第二，将手术建议以书面形式留下。第三，每日拉清医疗账单。“马路上站着一个警察，并不意味着每一个人都会违章。但是有了警察，违章的几率会下降很多。”赵国雄比喻说。

 　　不久，赵国雄将把维权的案例结集出